日本喜馬拉雅登山簡史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in the Himalaya
作者/ 山森欣一 (Kinichi Yamamori)汇编及英文翻译/ 中村保 (Tamotsu Nakamura)
一个世纪以前，日本僧侣河口慧海，早在斯文赫定之前，于1901年，从尼泊尔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了拉萨，在此学习藏密佛经 。当时，日本正当起步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各个产业蜂拥前进准备迈向即将来临的20世纪。
1900年，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翻译了由Mme. Ujfalvy-Boudon记述到喀拉昆仑山脉阿斯科里 (Askole) 村落旅行的故事，书名是《一个巴黎人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游记》，这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喜马拉雅山脉的书籍。登山运动的诞生 Alpinism in the Cradle1905年10月，小岛乌水 (Usui Kojima) 与武田久吉 (Kukichi Takeda) 以及其他几位共同发起成立了日本山岳会 (The Japanese Alpine Club, JAC)。1914年，一个庆应大学 (Keio University) 的学生，槙有恒 (Yuko Maki) 来到上高地 (Kamikochi) 拜访小岛乌水；受到小岛乌水的启发，槙有恒成立了庆应大学山岳会，当时是第一个日本大学的山岳会。庆应大学有一位教授，鹿子木员信 (N. Kanokogi)，于1918年进入干城章嘉山域，并于1920年出版了“迈向喜马拉雅”一书。日本登山运动发展初期，大学山岳会如庆应大学、学习院大学 (Gakushuin University)、早稻田大学、与京都大学 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学山岳会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利用雪撬进行冬季攀登，挑战更为困难的目标，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的穗高岳 (Hodakadake) 与枪岳(Yarigatake) 等高山棱脊与岩壁上不断的开拓新的攀登路线。1921年，槙有恒首登爱格峰东山脊 (East Ridge of Eiger, 3970m)，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登山运动带来了很大的鼓励，槙有恒也将欧洲的攀登装备器材介绍给日本的登山者。1924年，神户当地的市民成立了攀岩俱乐部(Rock Climbing Club, RCC)，这个专注于高难度的岩壁攀登，对于非大学系统的登山俱乐部带来很大的影响。“阿尔卑斯登山”(Alpinism) 这一词在日本首先出现在早稻田大学山岳会的会刊里，有一个年轻的登山者在会刊上写了一篇关于阿尔卑斯登山的文章。大学山岳会以及它的毕业校友开始将注意力从日本阿尔卑斯推向了喜马拉雅山脉。印度的喜马拉雅俱乐部 (The Himalaya Club) 1928年成立于加尔各达 (Calcutta)。槙有恒这位庆应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正待在加尔各达，他收集外国人在喜马拉雅山脉活动的情报，回报给日本国内的登山者，并且建议大家开始准备未来的喜马拉雅远征活动。槙有恒攀登艾格东山脊成功以后，拜访了位于东京都东北部霞ケ浦 (Kasumigaura) 海军航空队的山本五十六 (Isoroku Yamamoto)，他后来成为日本海军总司令，以研究海军航空队制作的氧气面罩是否可以应用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海拔登山，当时这是日本高端的技术。1927年与1928年，长谷川传次郎 (Denjiro Hasegawa) 探查了冈仁波齐峰(Mt. Kailas) 与南迦帕尔巴特峰 (Nanga Parbat)，他带回了新的资讯，1930年在日本登山会做了一次名为“喜马拉雅之旅”的演讲。当时立教大学 (Rikkyo University) 的堀田弥一 (Yaichi Hotta) 听了演讲特别受到感动，特地去拜访了长谷川先生，在他家里听了三天有关喜马拉雅的故事。堀田弥一得到这样的信念，他们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的冬季攀登经验，使他们有机会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六千米的未登峰。堀田弥一与他的同伴们的热情，最后成就了立教大学山岳会1936年首登印度噶瓦尔山区 (Garhwal Himalaya) 楠达科特峰 (Nanda Kot, 6867m) 的首登，堀田弥一率领的五人登山队全员登顶成功。英国著名的登山探险家龙史塔夫 (T.G. Longstaff) 对于此次攀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选择了一座很棒的目标，他说高度与名声并不重要，毕竟还有无数令人赞叹的山峰。一支德国远征队于1927年尝试攀登干城章嘉峰，Paul Bauer的“喜马拉雅山的战斗”(Im Kampf um den Himalaja) 于1931年出版，对于今西锦司 (Kinji Imanishi) 带来很大的启发，今西锦司与他的同伴们于当年就发起成立了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 (Academic Alpine Club of Kyoto University, AACK)，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成立的目标是推动喜马拉雅登山活动，他们采用极地攀登的方式训练，目标是干城章嘉山域的卡布鲁峰 (Kabru) 与喀拉昆仑山脉的K2，但尔后并未能达成。尽管有许多团体都热衷于喜马拉雅远征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1936年立教大学的楠达科特峰首登，是日本登山团体在二次大战以前唯一的攀登纪录。#1952-1965
首登時代
二战后，日本登山者高木正孝 (Masataka Takagi) 与田口 (Taguchi) 兄弟带着马特洪峰以及维特洪峰北壁 (North Face of Wetterhorn) 等丰富的阿尔卑斯登山经验自欧洲返国。日本登山者很快的回到山峰，各大学山岳会也恢复了活动，山岳杂志恢复发行，日本登山运动超过战前的水准。马纳斯鲁峰的首登 The First Ascent of Manaslu (8,163m)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对于当时重建中的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推升助力，美国的紧急采购需求对于快速发展中的工业带来很大的推动力。当年，法国远征队攀登了第一座八千米的喜马拉雅高山 – 安纳普尔那峰 (Annapurna I, 8,091m)。日本登山界恢复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远征活动。1951年福冈山岳会 (Fukuoka Alpine Club) 一度取得了楠达戴维峰 (Nanda Devi, 7816m) 的攀登许可，但后来又被印度政府取消了。1952年，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的西堀荣三郎 (Eizaburo Nishibori) 单枪匹马来到尼泊尔，并取得了马纳斯鲁峰的攀登许可。但是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自愿将此攀登许可承让给日本山岳会。今西锦司随即于1952年秋季率领一支探勘队进入马纳斯鲁山群探查，因此日本也进入了1950年代以国家为名竞逐八千米巨峰首登的行列。1953年，三田幸夫 (Yukio Mita) 率领的第一支远征队，包含十三名队员，选择由东北面攀登马纳斯鲁峰。有三位队员加藤喜一郎 (Kiichiro Kato)、山田二郎 (Jiro Yamada)、石坂昭二郎 (Shojiro Ishizaka) 抵达了7,750m高度，但是却因为时间不足而未能持续推进。1953年，由堀田弥一(Yaichi Hotta) 所率领包含十四名队员的第二支远征队，却受到萨玛 (Sama) 村民的阻挡，未能抵达基地营，只好将目标转向东面的噶聂希山(Ganesh Himal, 7429m)。1955年日本山岳会派遣了一支队伍至萨玛村与村民协商。等待了三年之后，1956年由槙有恒 (Yuko Maki) 率领的第三支远征队，包含十二名队员，终于顺利成行。槙有恒并且邀请Gyaltsen Norbu做为沙达，他在1955年曾经参与法国远征队做为攀登夏尔巴，并顺利登顶马卡鲁峰 (Makalu, 8463m)。5月9日清晨06:00，今西寿雄 (Toshio Imanishi) 与Gyaltsen Norbu自 C6 (7800m) 出发，天气晴朗无风，他们用了两升的氧气，顺利的在正午12:30登顶马纳斯鲁峰顶。今西寿雄42岁，而Gyaltsen Norbu成为第一个登上两座八千米巨峰的第一人。5月11日，加藤喜一郎 (Kiichiro Kato)、日下田实 (Minoru Higeta) 也顺利登顶成功。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的成就 Accomplishments of AACK每当我们讨论日本海外登山探险历史时，无论是登山、探险、或是科学研究上，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 (AACK) 无庸置疑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战前时代，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在北蒙古与北韩等偏远的地区进行了探查的活动。后来虽然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把马纳斯鲁峰的攀登许可礼让给日本山岳会 (JAC)，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仍继续对安纳普尔那山域进行探查，以及持续不断的进行一系列的远征活动。大学山岳会与非大学山岳会 (1950年代晚期至1965年)
战后重建初期，日本政府严格管制外汇，主要用于那些可以创造出口贸易的工业，但是却有一笔特别的经费分配给于喜马拉雅登山与其他的海外远征活动，而主要的受益对象是大学登山社团，而不是民间的登山社团。马纳斯鲁峰的极地远征方式，对于尔后的喜马拉雅登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后续其他七千米山峰的攀登也大多采用这种极地远征的方法。1959 ~ 1965 尼泊尔与巴基斯坦的首登纪录：在这段期间，大学与非大学的登山社团，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与巴基斯坦喀拉昆仑山脉也进行了许多未登峰的攀登，虽然未能成功，但却也是重要的纪录：1959 ~ 1965 大学与非大学，尼泊尔与巴基斯坦主要登山纪录 # 1966 – 1969
兴都库什山脉
1964年东京奥运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的成长，而外汇管制也逐渐放松。有志于喜马拉雅远征的登山团体确信机会到了，然而此时尼泊尔政府却关上了大门，只有早稻田大学的 Lhotse Shar峰、明治大学的Ngojumba Kang峰、爱知县山岳连盟 (Aichi Pref. Mountaineering Federation) 的道拉吉里II峰三支队伍，侥幸穿过窄门继续进行远征活动。其他队伍只好将目标转向兴都库什山脉、安地斯山脉、与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特别的热门，1967年兴都库什山脉30远征队当中，就有16支日本队。其中有些队伍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
日本登山队造访了兴都库什山脉的每一个角落，登上了许多的处女峰，包含：Yajun Peak (6024m)、Sha-i-Anjuman (6026m) 等。1970年，闭关年之久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总算重新开启大门，而巴基斯坦喀拉匡仑山脉也自1974年起恢复攀登山申请了，印度政府也开放了噶瓦尔山群与喀什米尔的部分地区，至今仍未开放的唯有中国的高山了。登山者感觉喜马拉雅登山的时代到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些登山者缺乏攀登困难路线的经验却尝试开发新路线而败退下来。如前面谈到的，1960年参与喜马拉雅攀登的主要是大学的登山社团，而非大学系统的登山社团相对缺乏高海拔攀登相关的医学与天候的经验，然而他们却拥有强烈的企图心尝试七千米以上山峰的首登，也往往造成许多包含死亡在内严重的事故。珠穆朗玛峰在十四座八千米距峰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日本登山家一直想在珠穆朗玛峰顶留下自己的足迹，可惜因为尼泊尔1960年代后半的闭关政策而未能实现。直到1970年，日本山岳会终于得到了一纸许可，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深具野心的计划，尝试在珠穆朗玛峰西南壁上开辟一条新路线，当时这片山壁曾被视为喜马拉雅登山的最后难题之一。领队松方三郎 (Saburo Matsukata) 率领了一支三十人组成的庞大远征队，队员包含大学山岳会与非大学山岳会的成员，其中曾经率队完成马特洪峰北壁第三次冬季攀登的小西政继 (Masatsugu Konishi) 被视为一个强有力的攀登者，这是日本山岳会的一个创举。1969年他们曾经两度勘察珠穆朗玛峰西南壁，虽然攀登队全力开拓这条新路线，但是却未能超越8000米的高度，中岛宽 (Hiroshi Nakajima) 曾经抵达8000米的高度，他们所获得的第一手的资讯，对于尔后1975年英国鲍宁顿 (Chris Bonington) 队的珠穆朗玛峰西南壁的首登带来具体的帮助。尽管这一次的远征未能打开西南壁的新路线，而 5月11日松浦辉夫 (Teruo Matsuura) 与植村直己 (Naomi Uemura) 终能从东南脊登顶成功，日本成为继英国、瑞士、中国、美国、印度之后，第六个完成珠穆朗玛峰登顶的国家。中国登山队在1964年登顶希夏邦马峰 (Shishapangma, 8027m)，首登八千米巨峰的时代就此闭幕，登山者将目标转向开辟更为困难的新路线。日本登山者在1970年代开创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纪录：1970年，日本山岳会东海支部组织了一支远征队，由原真领队，队员十八人，目标是开辟马卡鲁峰东南山脊的新路线，5月23日，田中元 (H. Tanaka) 与尾崎祐一 (Y. Ozaki) 登顶成功。1970年，由十四名队员组成的同志社大学登山队，10月29日，川田哲二 (T. Kawada) 与夏尔巴Lakpa Tenjin由东北山脊完成此峰的第二次登顶纪录。1971年来自东京由十一名队员组成的远征队挑战马纳斯鲁峰西壁，5月16日，小原和晴 (K. Obara) 与田中基喜(M. Tanaka) 完成这条新路线登顶成功。1973年，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 (AACK) 由西堀荣三郎 (Eizaburo Nishibori) 率领的十五人远征队尝试攀登雅龙康峰，也就是干城章嘉峰的西峰，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未登峰。他们由西壁 (West Face) 攀登，5月14日，松田隆雄 (T. Matsuda) 与上田丰 (Y. Ueda) 登上了主脊，他们在风雪迷雾中沿着山脊线推进，推测已经到达了顶点，隔天松田隆雄坠落遭难。AACK对外宣称有两位队员登顶成功，但是面对了外界的质疑。尔后，另一支日本喜马拉雅协会 (Himalaya Association of Japan, HAJ) 的在清朗的气候下登顶成功 (1980/05/09)，登顶队员留意到峰顶四周的景物与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的描述不同。1973年，RCC II组成一支四十一人的庞大队伍挑战珠穆朗玛峰西南壁，由汤浅道男担任领队，但是在8380米处无法突破遭挫。10月26日，石黒久 (H. Ishiguro) 与加藤保男 (Y. Kato) 营东南脊登顶，完成季风后期的首登纪录。1974年，一支由少女峰俱乐部 (Jungfrau Club) 组成的远征队将目标指向马纳斯鲁峰，队长石黒恒，他们首先尝试东山脊新路线，但是在6000米处放弃，然后转向传统的东北侧的路线，5月4日，中世古直子 (N. Nakaseko)、内田仓子 (A. Uchida)、森美枝子 (M. Mori) 三人登顶成功，这是女性攀登八千米的创举，隔日，铃木 (S. Suzuki) 也相继登顶成功，但是下山时失踪遭难。1975年，女性攀登俱乐部 (Female Climbing Club) 组成一支十五名队员的珠穆朗玛峰远征队，5月16日，田部井淳子 (Junko Tabei) 与夏尔巴 Ang Tshering 登顶成功。1977年，日本山岳协会 (Japa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JMA) 组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国家队挑战 K2，由吉沢一郎领队。8月8日，重广恒夫 (T. Shigehiro)、中村省尔 (S. Nakamura)、高冢武由 (T. Takatsuka)三人完成K2的第二次登顶纪录，尔后另外三名队员也相继登顶。1977年，爱知学院大学山岳会 (Aichi Gakuin University Alpine Club) 派遣一支十三名队员组成的远征队，8月8日，辻美行 (Y. Tsuji)、野吕和久 (K. Noro)、尾崎隆 (T. Ozaki) 三人经由西壁 (West Face) 新路线完成此峰的第二次登顶纪录。1978年，雪人俱乐部 (Yeti Club) 挑战道拉吉里峰南壁，5月10日，重野太肚二 (T. Shigeno) 与小林利明 (T. Kobayashi) 由南柱山脊新路线完成首登，第二天，另外四名队员也完成登顶。1978年，群马县山岳连盟 (Gumma Pref.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派遣一支十八名队员的远征队挑战道拉吉里峰南壁，有三名队员在南壁6500米处雪崩遭难，10月19日，宫崎勉 (T. Miyazaki)、宇部明 (A. Ube)、谷弘行(H. Tani) 三人由东南山脊新路线登顶成功，10月20日，领队小暮胜义 (K. Kogure) 死亡，10月21日，山田升(N. Yamada) 与铃木茂 (S. Suzuki) 接手登顶成功。这一条新路线是早稻田大学山岳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981年夏季，由松浦辉夫率领的十二位队员的远征队着力于K2西山脊新路线，他们首先由西壁上攀，然后横渡西壁上方转接到南南西脊 (SSW Ridge)，在山脊上露宿一夜后，大谷映芳 (Eiho Ohtani) 与 Nazir Sabir 手牵着手一起登顶，为这条新路线写下完美的终曲乐章。1981年，雪人俱乐部组成十三人的远征队，攀登安纳普尔那南壁中央岩壁新路线，10月31日，柳沢幸弘 (Y. Yanagisawa) 与青田浩 (H. Aota) 完成此新路线首登，他们放弃了第二波攻顶，下攀途中，加藤康二 (K. Kato) 在 8000米处坠落身亡。1982年，铃鹿俱乐部 (Kamoshika Club) 挑战曾经击退九支远征队的道拉吉里峰西北山脊的梨路线 (Pear Route)，远征队由十八名队员组成，他们尽可能使用氧气辅助攀登，10月18日，山田升 (N. Yamada)、斋藤安平 (Y. Saito)、小松幸三 (K. Komatsu) 三人完成此新路线的首登。以下是这段期间七千米及山峰，以及部份量千米及山峰的首登与新路线的攀登纪录：1969 ~ 1979 尼泊尔 7,000m 峰首登纪录 1971 ~ 1975 巴基斯坦 7,000m 峰首登纪录这段时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年轻一代的登山者则更加的追求个人主义，他们不再局限于老式纪律严明的山岳组织，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新的道路。因此，1980的登山风格遽变，更多的小队伍以阿尔卑斯式的方式享受自由的攀登的乐趣。
因此，传统的大学山岳会与历史悠久的民间登山社团相继式微，而这些新的小团体也逐渐发现，长期而言他们也无法超越传统社团所具有的能量，所以这些小团体因为缺少经验与能力而无以为继。登山界逐渐了解，社团所累积的读者与社员对于登山活动已是一股关键的力量，这也是这段时期以来日本登山运动所面量的一项挑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积极进取的年轻一代的登山者也对登山运动带来了新的发展，他们不只回顾了登山的原始传统，更追求发展出新的攀登风格。大岩壁的自由攀登
高海拔的阿尔卑斯式攀登
8500米以上的无氧攀登
8000米巨峰的冬季攀登
无夏尔巴协作的攀登
独攀
1981年6月2日，高山研究所的秃博信 (H. Kamuro) 独攀道拉吉里峰东北山脊登顶。1983年8月17日，京都岳人俱乐部 (Kyoto Climber‘s Club) 南里健康 (T. Minaminmura) 与乃村昌宏 (M. Nomura) 由玛夏布鲁姆西南山脊登顶。1985年8月12日，关西喀拉昆仑登山队 (Kansai Karakorum Expedition) 的和田城志 (S. Wada)、重广恒夫 (T. Shigehiro) 以及另外四名队员，以阿尔卑斯式攀登布洛阿特峰传统路线成功。1985年12月16日，铃鹿俱乐部的山田升 (N. Yamada) 与 斋藤安平 (Y. Saito) 由东北侧传统路线登顶成功。山田升在此一年内完攀了K2、珠穆朗玛峰与马纳斯鲁峰。1988年11月6日，日本喜马拉雅协会 (HAJ) 的山田升、三枝照雄 (T. Saegusa)、清水修 (O. Shimizu) 与山本笃(A. Yamamoto) 四人经西北壁登顶卓奥友峰，先前于10月24日，山田升、三枝照雄与山本笃，已成功登顶希夏邦马峰。1980年，山学同志会小西政继率领的七人远征队，由干城章嘉峰北壁新路线攀登，5月15日，深田良一 (R. Fukada)、坂下直枝 (N. Sakashita)、川村晴一 (S. Kawamura)、铃木升己 (S. Suzuki) 无氧登顶成功。1982年日本山岳协会 (JMA) 组成一支实力坚强的远征队，由中国侧挑战K2北山脊的新路线，领队新贝勋，攀登队长小西政继。5月14日，坂下直枝、柳沢幸弘 (Y. Yanagisawa)、吉野宽 (H. Yoshino) 完成无氧首登，下山途中露宿，隔日柳沢幸弘于8000米处坠落遭难，另外四名队员：高见和成 (K. Takami)、重野太肚二 (T. Shigeno)、川村晴一 (H. Kawamura)、秃博信 (H. Kamuro) 登顶成功。吉野宽于下山时使用氧气。1982年9月30日，山学同志会的 汤田一男 (K. Yuda)、石桥真 (M. Ishibashi)与道脇幸博 (Y. Michiwaki) 三人由西北山脊无氧登顶成功。1983年10月8日，山学同志会的铃木升己与川村晴一，以及雪人俱乐部的远藤晴行 (Y. Endo)、吉野宽与秃博信由东南山脊无氧登顶成功，下山时露宿，吉野宽与秃博信在南峰鞍部坠落遭难。山田升参加日本喜马拉雅协会的K2远征队，于1985年7月24日，由K2东南山脊无氧登顶成功；随即于1985年10月30日，由东南山脊无氧登顶珠穆朗玛峰成功。北海道大学山岳会的十三名队员尝试冬季首登道拉吉里峰，1982年12月13日，小全章夫 (A. Koizumi) 与夏尔巴Nima Wongchu成功登顶，但他们在10月时先在东北鞍部 (Northeast Col) 设立了一个补给营地。1982年12月18日，日本喜马拉雅协会的三名队员由东北面登临7650米处，被强风击退，下山途中佐久间隆 (T. Sakuma) 坠落遭难。1982年12月29日，雪人俱乐部的加藤保男由东南山脊完成珠穆朗玛峰冬季攀登的第二次登顶纪录，下山时与小林利明 (T. Kobayashi) 于南峰处露宿，隔日失踪遭难。加藤保男曾于1973年完成珠穆朗玛峰季风后期首登，1980年自珠穆朗玛峰东北山脊独攀登顶，这是他第三次的珠穆朗玛峰登顶却不幸罹难。1983年，铃鹿俱乐部组成十人的冬攀珠穆朗玛峰远征队，12月16日，山田升、尾崎隆 (T. Ozaki)、村上和也(K. Murakami) 与夏尔巴Nawang Yondeng完成珠穆朗玛峰第三次冬季登顶纪录。1986年12月14日，山田升与斋藤安平 (Y. Saito) 以阿尔卑斯式攀登抵达东南山脊7500米处，因强风放弃攀登。继1984年失败后，群马县山岳联盟1987年卷土重来，派遣一支十四人的远征队尝试冬季攀登安纳普尔那南壁1970年英国队的首登路线，12月20日，山田升、斋藤安平 (Y. Saito)、三枝照雄 (T. Saegusa) 与小林俊之 (T. Kobayashi) 完成此路线的冬季首登，下山途中小林俊之坠落遭难，斋藤安平在最后营地前也发生坠落失踪。1980年代日本登山者在喜马拉雅山脉创造许多纪录，以下是一些著名的攀登：1980年代全世界的远征队涌向了喜马拉雅山脉，1978年尼泊尔政府宣布开放18座徒步及山峰而掀开了这股热潮。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外国登山者有机会造访西部边陲的新疆、青海、与西藏等地中国喜马拉雅山脉，而当今的西部开发计划无远弗届的直达最遥远的边疆地带。但是这种急遽的改变却对西造偏远的农牧部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印度的冈果垂 (Gangotri) 山群也是在1980年开放登山，而不丹喜马拉雅山脉则于1983年对外开放。1983年，尼泊尔政府大幅度的变更山峰的名称，并且开放更多的高山。1984年印度境内的喀拉昆仑山脉有条件的开放了，而1989年的国际登山营也分别在俄属帕米尔高原与天山相继召开。对所有的山者而言，前头开展出一片新的地平线，过去禁止攀登的山峰，与辽远无法接触的边境，如今可以由登山者挑选合适的目标，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合适的攀登方法。1980年代的喜马拉雅登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众登山的时代了。1980年，日本山岳会 (JAC) 取得了珠穆朗玛峰的第一纸攀登许可，由渡边兵力(Hyoriki Watanabe) 率领的一支二十六人远征队抵达珠穆朗玛峰山脚，5月3日，加藤保男独自完成北山脊的第三次登顶纪录；5月10日，尾崎隆(T. Ozaki) 与重广恒夫 (T. Shigehiro) 由北壁基部直登贯穿洪宾雪沟 (Horbein Couloir) 完成新路线登顶成功，惟宇部明 (A. Ube) 在北壁7900米处遭雪崩罹难，在前一年的勘察队，也有三名中方的协作员因雪崩遭难。1988年，中日尼三国组成联合远征队，由西藏侧以及尼泊尔侧交叉纵走，山田升由北山脊攀登，登顶后由东南山脊下山。除了珠穆朗玛峰的攀登以外，日本登山者在中国喜马拉雅山也创造了许多未登峰的首登、新路线的首登，以及冬攀的纪录，如下表：1981年4月30日，女性登攀俱乐部的田部井淳子 (Junko Tabei) 完成希夏邦马峰的第三次登顶纪录。1985年，铃鹿俱乐部尝试冬季攀登珠穆朗玛峰北壁日本直登雪沟路线，大藏喜福 (Y. Ohkura) 与近藤谦司 (K. Kondo) 攀登至8450米因天候恶劣败退。1987年，铃鹿俱乐部取得第一纸中国侧的攀登许可，早川晃生 (A. Hayakawa)与近藤谦司 (K. Kondo)于9月20日经由NWW山脊登顶成功。过去所有经由此路线的攀登均为非法攀登，因为他们从尼泊尔侧攀登，必须先越过国境线上的兰巴拉垭口 (Nanpa La) 进入西藏境内攀登NWW山脊。1989年7月11日，京都喀拉昆仑俱乐部 (Kyoto Karakorum Club) 的须藤建志 (T. Sudo)与吉村干春 (C. Yoshimura) 以及其他七名队员完成公格尔峰北壁 (North Face) 路线的首登。1989年8月31日，立正大学 (Rissho U.) 与新疆大学的联合远征队的藤江义夫 (Y. Fujie) 与其他五名队员经由南壁完成此峰的第二次登顶纪录。下表中*号表示该山峰的首登，而无*号则表示新路线的首登。其中喀拉昆仑山脉东部的Mamoston Kangri (7526m) 与 Rimo I (7385m) 的首登以及不丹与西藏边境的Gankarpunsum 峰 (7590m) 西壁中央山脊的尝试攀登是最令人瞩目的攀登纪录。
1980年代苏联境内帕米尔高原所举办的夏季国际登山营，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登山者与会，登山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攀登七千米的高山，同时提供完备的救援队。1989年时，国际登山营推广到天山山脉举行，但因苏联解散造成此区域周边包含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政治形势不安定，登山者必须留意此区域的情事发展的状况。苏联对于攀登完成五座七千米以上高山的登山者授予雪豹的称号，这五座山分别是位于帕米尔高原的Ismoil Somoni (共产主义峰Communism, 7495m)、Korzhenevskoi (7105m)、Lenina (列宁峰，7134m)，以及天山山脉的Pobeda (托尔木峰，7439m)、汗腾格里峰 (Khan Tangri, 7010m)。日本获得这个称号有近藤和美 (Kazuyoshi Kondo)、林雅树 (Masaki Hayashi)、品川幸彦 (Yukihiko Shinagawa)、与田部井淳子 (Junko Tabei) 等四个人。1980年代日本人的平均年齡大幅提高，因此四十歲以上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大為增加，這些人的經濟條件很好，因此有錢有閒發展個人的興趣，到了1990年代，盡管經濟衰退，但是這些中年人口雖然缺少豐富的登山經驗，但是仍然擁入山區，戶外活動因而蓬勃發展。
瑞士人Max Eiselin，1960年率队首登道拉吉里峰的领队，于1980年组织了一只商业队伍攀登道拉吉里峰，做为此峰首登二十年的纪念，结果有十四名队员完成登顶，这一次活动掀起了喜马拉雅山脉商业登山的先河。这些商业登山活动的范围扩及尼泊尔 (马纳斯鲁峰)、喀拉昆仑山脉(加歇布鲁 I, II 峰与布洛阿特峰)、西藏 (卓奥友峰与希夏邦马峰)，最后连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也沦陷了。商业队的大部分客人都是慕名而来。而商业队伍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夏尔巴，他们扮演专业向导的角色，经常带领这客户登上山顶，因此累积了相当的经验与攀登的技术，并确保客户的安全。日本也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了所谓的商业登山。我个人称之为“高海拔徒步”，毕竟包含申请许可、后勤运输、开路工作、设营、与攀登作业，都是由负责筹划这项商业活动的公司与向导所完成。8000米高山的商业化登山活动，可以从喜马拉雅登山活动死亡率看出一些端倪。1952年至1989年的平均死亡率是2.986%，而1990年代降低为1.685%。详细分析这些数字后，可以发现一部分是因为现代个别登山者的技能、知识、与经验的提升，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业化登山的比例越来越高。尽管如此，在1990年代以迄于当今的二十一世纪困顿的经济环境，日本登山者仍勉力于这些伟大的山脉中持续克服艰难的挑战。喜马拉雅山脉最东侧，隐藏在雅鲁藏布江大转弯云雾深处的南迦巴瓦峰 (Namcha Barwa, 7782m) 的首登，可说是1990年代日本登山者在喜马拉雅登山活动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下表列举这段期间重要的首登纪录：喜马拉雅巨峰大岩壁的冬季攀登 – 珠穆朗玛峰西南壁与洛子峰南壁1993年，群马县岳连 (Gumma Pref. Mountaineering Federation) 组织一支实力坚强的远征队目标珠穆朗玛峰西南壁的冬季首登，由八木原圀明 (K. Yagihara) 领队，队员九人。12月18日，由名冢秀二 (H. Nazuka) 与后藤文明 (F. Goto) 完成首登，他们的攀登路线由西南壁转向东南山脊 (猜测是1975年英国队的西南壁首登路线)；12月20日，田边治(O. Tanabe) 与江冢进介 (S. Ezuka)，12月22日，尾形好雄 (Y. Ogata) 与星野龙史 (R. Hoshino) 相继登顶成功。日本山岳会东海分会则分别于2001年与2003年两度挑战洛子峰南壁，由田边治 (O. Tanabe) 率领的远征队，于2001年攀登至7600米处；2003年，田边治再度率领六名成员的远征队再度挑战，田边治与北村俊之 (Kitamura) 攀登至8250米处，但是因为雪崩危险而折回。日本山岳会东海分会预计2006年底至2007年初，再次由田边治率领进行第三次尝试。登山风格走向多元化发展，而登山家追求自我满足的攀登风格，请参考下表：过去五十三年以来 (1952 – 2004)，日本曾经攀登过喜马拉雅山脉六千米以高山的人数达12720人；其中曾经爬上七千米与八千米高山的人数是350人，其中包含29位女性；只攀登过八千米高山一次的人数是213人，其中包含25位女性。同理，攀登过七千米高山一次的登山者是857人，包含女性61人。曾经攀登过七千米或是八千米以上高山的总人数是1,420人，其中包含115位女性。而这段期间曾经尝试攀登七千米以上高山人数是7,843人。
从前面这些章节，各位可以了解，日本登山运动的发展并非一蹴可及，登山的经验与技能由上一代的登山者传承给下一代的登山者，登山专家不会凭空出现。装备器材日新月异，登山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年轻一代的登山者可以借助这些先进的攀登技术与器材，而国外的登山资讯与技术也相当重要而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攀登纪录以外，我们也得留意山难事故。请参考附录一，攀登六千米以上高山的死亡率高达2.1%，意即每48个登山者就有一人遭难。这个比例只有战争或是农民起义 (civil riots) 可以比拟。1968年以后，连续37年每年都发生山难死亡的事故，总计有269人遭难，其中138人(51.3%) 死于天候不良，包含雪崩与落石、雷击与强风。另有113人 (41.0%) 死于高山病、坠落、或是冻死。而坠落与雪崩而失踪者为剩下的18人。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理解，喜马拉雅登山的山难主要因素还是高海拔与天候的因素。1990年秋季，田部井淳子呼吁成立一个环境保护的组织，JMA、JWAF、JAC、HAJ四个登山团体联合成立了日本喜马拉雅探险基金会 (Himalaya Adventure Trust – Japan, HAT-J)。根据田部井淳子的要求，HAT-J出版了一本“Take-in , Take-out”手册，这个环保观念逐渐成为登山者的常识与行为准则，前往喜马拉雅山脉活动的日本人的环保态度有大幅的改善。1980年代起，喜马拉雅登山活动日趋普及，西方登山者对于日本登山者的登山风格提出尖锐的批评，包含使用大量的固定绳，仍然采用大队远征的方式登山，在山区遗留了大量的装备器材与补给品，造成严重的污染。然而，据我们的了解，以上的指控并非都是属实，由于语言的隔阂，日本登山者欸能针对这些质疑即时反应，或是对外国登山团体厘清实际的状况。随着登山风格的演进，有少数西方登山者携带不足量的食物或是装备进行攀登，有许多报告指出，他们在未经同意 (with no consent) 的情况下使用日本登山队的固定绳，甚至于在高地营未经同意即使用任本登山队的氧气与食物。曾经有一份报告指出，有一个西方登山者故意把一段固定绳割断，丝毫不顾另一个日本登山者的抱怨。对于西方与日本的登山者而言，喜马拉雅登山已经不再是一项挑战，抱持着梦想充满野心致力于开辟新路线、发掘未登峰、到蛮荒之域探险的登山者与探险家越来越少，大部份登山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锻炼体魄与沽名钓誉。而所谓高海拔徒步者，无论是透过自组队或是商业队，绝大部份是集中于知名的山峰。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好登山者蜂拥而至，喜马拉雅山脉的自然环境面对着严重的威胁，必须尽快设立设立更为严格的规范，以保护喜马拉雅山脉脆弱的自然环境。马纳斯鲁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安纳普尔那峰、迦舒布鲁姆峰 I 峰、布洛阿特峰主要攀登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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